吳祥輝，七○年代那個「拒絕聯考的小子」，二○○七年將兒子培正轉入一所不重視成績的學校：宜蘭縣公辦民營「人文國中小」。吳培正今年國三，小四前他是個快樂的孩子，但從小五遇見「壞老師」後，性格丕變，連轉四校。自兒子七年級，吳祥輝每天兩趟從汐止來回開一八○公里的車接送他上下學，陪他打高爾夫球做「心靈復健」，以人文的適性教育和三萬顆小白球找回快樂的培正，過程記錄在《我是被老師教壞的》一書。這段曲折歷程，吳祥輝如何陪伴兒子？當年拒絕聯考的他對現今教育體制有何觀察？
培正小學念的是汐止公立小學。小四以前他的表現一等一，每天快快樂樂去上學；小五時，他成績單和考卷拿回家的頻率比較少，聯絡簿要一催再催才會拿給我看。漸漸我覺得這小孩的不滿情緒愈來愈強，開始講老師的壞話。他的五年級班導是三十歲上下的年輕人，培正形容他是個敢做不敢當、會撒謊、喜歡侮辱學生的老師。
因為我了解台灣的學校大概是什麼樣子，所以只要孩子能平安度過就好了。在校不要受到基本人格的摧殘，我認為學校就達到消極的資格。後來我利用校慶，以近、中、遠距離去觀察那個老師，覺得他缺乏溝通能力、像個新兵訓練中心的教育班長，我才發現我兒子說的話都是真的。他肯定不適合我的小孩，也許也不適合其他小孩，只是有些孩子的服從性比較高。
培正上下學的活動動線是小地痞流氓很多的地方。敢嗆老師的，被老師憎厭的同學，都變成他的好朋友，一群人嚼檳榔、抽菸都來。遇到壞老師後，培正交到壞朋友。
遠離不再讓他快樂的學校
當我發現這種狀況，不遲疑馬上幫他轉到台北市大湖國小。由我們接送上下學，減少他去廝混的時間。新學校接手的老師兢兢業業，卻得面對一個總是抱怨和遷怒的孩子。沒想到，新老師也成為上一位老師的受害者。
真正的惡夢卻從一所宜蘭著名的私立住宿國中起。那所學校校地廣，校舍看來很有人文氣息，學校董事會裡熟識的朋友，向我大力推薦。沒想到是一家學店，完全軍事化管理，只重升學率。培正因時常「頂撞」老師，大小過不斷，成了所謂的問題學生。然而教育者和受教者應該是對等的合作角色，當學生頂撞老師要被記過，老師侮辱學生又該受什麼處分？我看到了威權體制、父權思想、升學主義和單一價值，還是留在現今教育的領導階層。
「這是我為你轉的最後一所學校」
七年級沒念完，培正就被轉入宜蘭人文。人文的精神是尊重不同的學生。在人文，經過家長同意，學生不想上的課可以不必上，自己在教室自學有興趣的。
傳統學校的孩子，課堂上只見同學的背和講台上老師的臉，孩子獨力面對老師，在孤立中彼此競爭。一律向前的課桌椅安排，是以老師為中心的教學模式，在這些不連續的直線線段中，學生之間的連結必須經由老師。如果老師傳不出好東西，這些線段就成為一灘死水。
人文從空間解構開始。教室裡六個孩子一組，相對而坐，同學的表情變化豐富，自然接觸。孩子只要願意合作，至少就有五個非常熟識的同學。台灣有些新學校也開始做這種空間解構，學習的主體是學生，小組式的桌椅安排，讓孩子將學習的主權拿在手上，不論是自我學習、同儕合作、小組討論、跨組分工都行。老師不再是主角，最重要的工作是發現和幫助孩子學習過程中的需要。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主控權早就該扭轉過來，讓受教育者來引導教育者，而不是用一個大人的標準去要求小孩，也不要用共同的標準判斷所有人。
將學習自主權還給孩子
在人文的經驗讓我看到，學習自主選擇權回歸到學生手中真的可能適合更多的人。不讓孩子在一個有充分可能性的架構中練習選擇，他們通常一輩子就不會有選擇的能力和自信。
現在國三的培正每週只上學兩天，上英語、法律和體育。既然他要參加基測，其他五天我就在家教他學科，因為從小五開始就沒在讀書，荒廢了五年多，但我認為那不是絕對重要的，因為學科能力是可以花一年去補起來的。青少年時期形塑的人格，就此底定，沒法補考或重修。
經歷過大暴投後，培正很幸運的在人文否極泰來，找到學習的快樂。
作者：李宜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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