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十歲之前，李烈「少年得志」。從小叛逆，喜歡背道而馳，從不管別人的看法；曾經想當記者，用無冕王之筆，揭發社會的不公不義。個性鮮明的她，在十八歲無心插柳踏入演藝圈，卻演了十二年「楚楚可憐、不知人間疾苦」的玉女。
三十二歲，她選擇遠離絢爛，赴大陸經營成衣生意，卻慘賠到一無所有。那是李烈人生的最低潮。但她生性樂觀，硬是將負面能量轉向，相信自己一定能走出一條路。
四十九歲，李烈終於找到人生下半場的著力點。她結合在商場打滾後的精明幹練，以及對電影市場的獨有嗅覺，為她人生第一部掛名製片的電影《冏男孩》，抵押千萬房子。沒有大卡司、又是新人導演，《冏男孩》卻創下三千六百萬票房。第二部《艋舺》更砸下七千萬，結果創造二億三千萬元的驚人票房。第三部《翻滾吧！阿信》取材宜蘭體操教練的真實故事，大家普遍看好賣座。「李烈」兩字似乎已經成為票房保證。
從不留照片的李烈，面對人生不拖泥帶水。往者已矣，未來不可知，她把握的就是當下。因為深知人生難測，李烈「做事沒有地圖、沒有目標和方向」。聽起來有點狂傲，卻是她經過生命大起大落後豁達和自信的體驗。
Q：你擔任製片的這三部電影，都和男孩、夢想、成長有關。這是巧合？還是有意的選擇？
A：是巧合，我從來沒有看過專為女孩寫的故事。這三個故事講的是人生不同階段、不同面向。《冏男孩》講的是童年記憶，兩個在社會邊緣、家庭破碎的男孩。那個故事打動我的原因是，它讓我想到小時候班上總有穿著比任何人都差、比較髒、行為與眾不同的孩子。但是那時候我們太小，不懂得去思考，他們外在顯現出來的東西可能跟家庭有關。所以，這部電影讓我想起童年碰到的那些孩子，他們也有他們的故事，只是我不知道。
《艋舺》是一個商業故事，具備所有商業電影的元素。做完《冏男孩》，我就覺得台灣需要一種簡單、容易跟觀眾溝通的商業電影，把觀眾重新找回來。做《艋舺》純粹看中這樣的元素。
《翻滾吧！阿信》是台灣第一部運動勵志類型的劇情片。我覺得很多台灣人處於茫然、未知、不確定的狀態，失業的人很多，很多人過得很不好。需要一個像「阿信」這樣熱血的東西，在逆境時給自己一個正向的方向，讓大家去拚搏的時候有一些力量。
Q：為什麼你到四十九歲，還「敢」重新開始扮演新的角色─擔任《冏男孩》製片？
A：我不是在衝動的狀況下做《冏男孩》的。我從四十歲走到幕後做電視，一直對台灣的影視產業很關注，我自己也一直在做功課，所以經過觀察，有嗅到一些趨勢。我年輕的時候，大家就在喊要復興台灣電影，談了二十年。但我想這產業不可能永遠壞下去，再加上我觀察到它的變化，做《冏男孩》時覺得好像時機到了，有新導演、票房回溫；雖然不是盲目去做，卻也莫名其妙成功了。當然有運氣成分在，得到很多幫助，但我感受到時機，因緣際會又碰到好劇本，有好導演去完成它。
畢竟我到這個年紀，判斷事情的景深是有的，不可能像年輕時那樣衝動。或許可以說剛開始是賭，但後面賭的成分就沒有那麼強了。製片，很重要的就是判斷力，我每天都在做決定，每個決定都取決於判斷力，不能光用賭的。如果沒有人生經驗，判斷力會弱很多。所以那些過去的人生經驗都很重要。
Q：談談你的成長過程中，有哪些很「敢」的經驗？
A：我從小就很叛逆，總喜歡做不一樣的事，大人叫我做什麼就偏不做，我喜歡背道而馳。這是我的個性。例如，颱風天自己跑出去玩，因為我喜歡淹水時走在水裡，當然被家人抓回來毒打一頓，但我照做。十八歲跑去演戲也是叛逆，我媽不讓我演，那個年代好人家的女兒怎麼可以去演戲呢？但後來真的走那條路她就接受啦。我父母就是這樣，他們知道強迫也沒有用，我要做的就一定要做。像我這樣的小孩，父母一定都很擔心。我媽是個很傳統、保守的台灣女性，非常疼我，年輕時沒感覺，但一定有影響我。我十九歲時父親就過世了，他比較開放，雖沒看過我演戲，但他喜歡看戲，所以贊成我演戲。
年輕時媽媽會唸我，希望我生小孩。年紀大了生不出來，就希望我領養一個，但後來看我的態度就不再逼我了。我弟妹更是沒有怨言的支持我。
Q：你曾經想做記者？
A：我從小文筆不錯，所以父親灌輸我適合做記者的概念。在我們那個年代，記者是很崇高的職業。無冕王，手上有一枝筆，可以寫盡社會上所有不公不義的事。那是我嚮往的，我可以揭發所有的壞事，可以接觸很多不同的人或故事，這些都很吸引我。我從小就很喜歡聽故事、很愛看書，也看了很多不屬於我年紀的書。只要有故事、有文字，我就會抓在手裡不放。我小學三年級就跟著爸爸看《傳記文學》、《中外雜誌》，因為裡面有很多人的故事，這跟我喜歡做電影有關，到現在我還是對人的故事有興趣，只是從文字轉換為影像。
小學時，一群同學到誰家玩，只要有書我就抓著不放了，不管其他同學在玩什麼，所以同學們知道，要跟李烈玩就不能有書。那時有個男生有全套的《亞森羅蘋》，我都跟他借，他就很驕傲，每次都用「不借你看」來威脅。我因為還沒看完，他又不借我，我一急，就用掃把打了他一頓。我從小就很「恰」，會跟男生打架，一直到現在還很兇。
Q：你的演藝生涯是無心插柳？
A：我從小也喜歡看電影，念世新時常蹺課去看電影，一天可以連趕三場，跟書一樣什麼都看。十八歲時在耕莘文教院演第一部舞台劇，內容是什麼都忘了，那個年代哪有什麼表演訓練？也許我有表演天分，雖然從小沒有上台表演過，但一演就被當時的導播黃以功看上，就開始去演電視劇。那時年紀太小，對表演完全沒有概念，懞懵懂懂、糊裡糊塗的就去演了。
剛開始演戲時年輕、很新鮮，接觸的人、工作方式都是新的。我跨越瓊瑤的年代，那個年代的玉女都要楚楚可憐、不知人間疾苦。你好像機器一樣，每天做一樣的事，雖然演不同的劇，但表演方式是一樣的。你不用思考，只要靠經驗去表演，就像工廠的流水線。當演員的工作已經不好玩、沒有樂趣了，因為找不到任何刺激我、讓我興奮的元素，就覺得很沉悶。主要也是演太久了，我總共演了十二年。
Q：為什麼你在很紅的時候，卻銷聲匿跡、跑到大陸去？
A：那時我只是對表演工作厭煩、想要逃避，剛好眼前出現一個機會，就像在大海裡抓到一根浮木，就跳上去了。去大陸做成衣生意，並不是跟著自己的感覺走，純粹是逃避。五年後，生意失敗，全部的錢都丟在裡面，一毛錢都拿不回來，我就離開了。如果你花了所有精力、所有金錢，但最後一無所有，你會是什麼狀況？回來之後，我把自己封閉起來，那種狀況沒有人可以幫，所有的滋味只能自己去品嘗，沒人能懂。那時候三十五、六歲，還年輕，我想，有手有腳怕什麼？一定可以找到一條路。
人生就是要往前走，除非你不活了，否則一定要再站起來，那是生命的必然性。在我生命最壞時，所有朋友都給了最大的支持。我天生比較樂觀，所有碰到的挫折都當成人生的功課，每次失敗我都去思考，可以從教訓中學到什麼。當下我當然不會說，「沒關係，明天太陽照樣升起。」因為所有負面東西都自己要去消化，隨著時間淡去。
Q：你曾經大起大落，目前的人生態度是什麼？
A：我做事情從來沒有地圖，沒有目標和方向，你不知道人生會把你帶到哪裡去。對我來說，今天最重要，每分每秒都要做。我目前有什麼期待？就是不要一直說，就去做吧。我一向都是這樣。
我從不留照片，沒有這個習慣，我不覺得照片那麼重要，該記得的東西就會記得。過去的事已經過去了，未來我看不見，所以當下最重要，每個當下能做多少儘量去做，起碼有天眼睛閉起來時，你不會後悔。
好友羅曼菲過世，讓我更堅持「重視當下」的想法。生命很短促，不知何時會結束，最重要的是過程，不是結果。結果，我不見得看得見。很多重要作家、藝術家都是死後作品才被看見。所以，我經歷過什麼，過程精不精采，比最後結果更重要。人家說蓋棺論定，但我不希望死了才由別人來論定我。我要活著的時候，自己就可以評判自己。我做為一個人，活得很值得。
我是一個滿有安全感的人，很清楚自己在做什麼、是什麼樣的人，不會去做自己做不到的事。而只要去做，成績一定看得見。即使不對的方向，總有一天會走出一條該有的路。而且，什麼才叫對或錯？我做《冏男孩》時，大家都覺得是錯的，沒有大卡司。做《艋舺》時也是，台灣沒人花七千萬元去拍一部電影，每個人都覺得我和豆導（鈕承澤）瘋了，沒人看好。現在因為成功，大家覺得很厲害，當初可是承受好多嘲笑、謾罵，覺得我們不自量力。我的判斷力，是用人生去累積、用努力去換來的。
每件事都有天時地利人和。我之所以能全心全力投入工作，是因為我不是職業婦女，沒有家庭、丈夫、小孩。每個人都有他的位置，以及在那個位置上的價值。在自己位置上把功能發揮到最大，比較重要。
年輕時當然想過要有小孩，但這就是命運，也因為沒有孩子，人生的路就走得不一樣。我在工作裡帶一堆小孩，每個演員、工作人員都是我的小孩，老天是不是懲罰我沒有小孩？所以要帶一堆小孩，替他們操心，去帶他們。
人生是公平的。
李烈 小檔案
1958年生
學歷：世界新聞專科學校（今世新大學前身）畢業
現任：影一製作所有限公司負責人
演出代表作品：電視劇《一剪梅》、《天長地久》、《又見夕陽紅》等；電影《早安台北》、《小城故事》、《你那好冷的小手》、《海灘的一天》等十數部
製片代表作品：《冏男孩》、《艋舺》、《翻滾吧！阿信》
作者：賓靜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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