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heryl sandberg

「女孩們,把腳放在油門上,永遠把目標放遠。」 ──Facebook臉書營運長桑德伯格

 

2004年夏天,我懷第一胎,當時我在谷歌(Google)帶領線上業務與營運團隊。我是在2001年加入谷歌,那時谷歌才剛起步不久,只有幾百名員工,大家窩在一棟老舊的辦公大樓裡。到我懷孕三個月時,谷歌已有上千名員工,搬進了由好幾棟建築物組成的谷歌園區。

 

我懷孕的過程並不輕鬆,通常過了懷孕初期就會結束的孕吐,卻跟著我足足九個月、天天發生。我的體重增加了近三十公斤,腳也大了兩號,腫脹出奇怪的形狀,只有把腳翹到茶几上,我才看得見。一位特別善體人意的谷歌工程師說,谷歌的「鯨魚專案」,便是以我來命名的。

 

某天早上,我趴在馬桶上吐完以後,必須立刻趕去開個重要的客戶會議。那時的谷歌成長飛快,搶停車位一直是個問題,我那天趕到的時候,能找到的唯一一個車位,離辦公室還挺遠的。

 

我停好車後,全速衝過停車場,雖然說是用「衝」的,其實只是比平常孕婦的龜速移動快一點罷了,這使得我害喜又更嚴重了。我終於到了會議室,全心祈禱著順利完成業務簡報,千萬不要有別的東西從嘴裡吐出來。

 

那天晚上,我把當天辛苦的情況說給我先生大維聽,大維當時在雅虎(Yahoo)工作,他告訴我,雅虎每棟建築物前,都設有孕婦專用停車位。

 

但是,我竟然跟布林一樣,未曾想過這件事。其他懷孕的女性同仁,想必都默默地忍受這些不便,未曾想過要求特殊待遇。又或者,她們缺乏信心或資歷,不敢要求公司幫她們解決問題。直到公司有個孕婦身處高位,即便她看起來像鯨魚,還是能發揮影響力。

 

隔天,我大步走進――其實比較像是蹣跚搖進――谷歌創辦人賴瑞‧佩吉(Larry Page)和塞吉‧布林(Sergey Brin)的辦公室。說是他們的辦公室,其實是玩具與新奇玩意散落滿地的大房間。看到布林正在一角做瑜珈,我就大聲說,谷歌需要孕婦停車位,最好能快點設立。布林抬頭看著我,當場就立刻答應了,還說他以前怎麼從來都沒想到。

 

直到今天,我對於等到自己親身經歷過雙腳痠痛以後,才意識到孕婦需要專屬停車位,仍然覺得汗顏。我當時是谷歌最高階的女性員工,不是有責任先想到這點嗎?

 

我們站在女性先驅的肩膀上,今天,在美國與世界大部分的地方,女性的情況已比過去進步,因為有前人的奮鬥爭取,才有我們如今視為理所當然的權利。

 

1947年,標準石油公司(The Standard Oil Company)請安妮塔‧桑默斯(Anita Summers)擔任公司經濟學家,安妮塔是我的人生導師賴瑞・桑默斯(Larry Summers)的母親。當時安妮塔的主管對她說:「能請到妳,我真是太高興了!我覺得我花較少的薪水,請到一樣聰明的頭腦。」安妮塔當時覺得受寵若驚,有人說她跟男人一樣聰明,那是何等的恭維,她根本想像不到去要求跟男性同樣的薪水。

 

當我們與許多其他地方的女性情況相較,我們更是心懷感恩。至今,仍有些國家的女性沒有基本的公民權,全球約有440萬名女性身陷性交易的桎梏。在阿富汗和蘇丹等地,女性幾乎無法接受教育,妻子被當成先生的財產。慘遭強暴的女性,因為讓家人蒙羞而被逐出家門,有些強暴受害者甚至因「道德罪」而淪為階下囚。相較於這些國家令人無法接受的女性待遇,我們的境況先進了數百年。

 

但是,即使知道我們的情況比較好,也不應該停止追求更進步。當初為了爭取婦女參政權而走上街頭的先驅,她們心中的遠景,是男女真正平等的世界。一個世紀後的今天,那個遠景仍然模糊,彷彿要瞇著眼睛,才能勉強看清楚。

 

遙遠的50%

 

擺在眼前鐵錚錚的事實是,這個世界依舊由男性所主宰,在至關重要的決策上,女性並未獲得平等的發言空間。

 

在全球195個獨立國家中,只有17個國家是由女性領導;在全球各國的國會中,女性只佔20%的席次。美國2012年11月的選舉中,女性獲得空前的席次,所佔比例提升至18%。在台灣,2009年立法院女性立委約佔29%的席次。在歐洲的議會裡,女性約佔三分之一的席次。這些數字,距離半數還有好一段距離。

 

在企業界,女性擔任領導角色的比例更低,《財星》五百大企業(Fortune 500)的執行長中,只有4%是女性。

 

在美國,高階經理人14%是女性,董事席次中17%是女性,這些比例在過去十年來,幾乎沒什麼改變。少數族裔的女性佔比,落差更大,只佔企業高階經理人的4%、董事席次的3%、國會席次的5%。算上整個歐洲,女性佔董事席次的比例不過14%。在台灣主要的上市企業中,女性約佔6%的董事席次,擔任董事長的比例僅僅1%。

 

女性薪酬的成長,也同樣緩慢。1970年,美國女性的薪酬是同工男性的59%。女性抗議、奮鬥、拚命努力之後,到了2010年,薪酬拉高至同工男性的77%。

 

在2011年的「同工同酬日」(Equal Pay Day),女性運動者瑪蘿‧湯馬斯(Marlo Thomas)挖苦地說:「我們奮鬥了四十年,爭取到18%的進步,連一打雞蛋的漲幅都比那多十倍。」在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(OECD)會員國中,女性薪酬平均比男性少16%。在台灣,全職女性的薪酬,平均也比男性少23%。

 

多年來,我看著這令人沮喪的現象,就在我周遭一再出現。我1991年從大學畢業、1995年從商學院畢業,在畢業後做的每份初階工作中,同事的男女比例都很平均,但是資深的經理職位幾乎清一色是男性。我以為那是以往女性受到性別歧視的緣故,但現在幾乎所有產業都沒有限制女性的玻璃天花板,我想我這一代遲早會達到高階主管男女平等。

 

然而,一年接著一年過去,我發現跟我同階層的女性同事愈來愈少;我甚至愈來愈常發現,在很多場合,我是唯一的女性。

在許多場合身為唯一的女性,我遇上了一些尷尬、但也引人思考的狀況。我加入臉書(Facebook)擔任營運長兩年後,臉書的財務長突然離職了,我不得不暫代職務,完成一輪籌資任務。

 

由於我的工作生涯大多是負責營運,而不是處理財務,籌資工作的過程對我來說是全新的體驗,也讓我有點緊張。我與團隊一起飛往紐約,對私募基金做首輪業務簡報。

 

我們的第一場會議,是在電影裡常看到、可以鳥瞰整個曼哈頓的那種辦公室中進行。我說明了臉書的營運概況、回答了一些問題,一切進行得很順利。

 

接著,有人提議大家休息幾分鐘,我轉向一位私募基金資深合夥人,問他女用洗手間在哪裡。那位資深合夥人一臉茫然地看著我,他被我問倒了。我又問:「你在這裡工作多久了?」資深合夥人說:「一年。」「我是這一整年來,唯一來這裡業務簡報的女性嗎?」他說:「我想是吧!」接著補充:「或許您是唯一需要用洗手間的。」

 

我進職場超過二十年,很多男女不平等的情況依舊,該是我們正視女性權利改革停滯不前的時候了。

 

許諾要平等與真平等,並不相同。在男女真正平等的世界,在領導國事和經營企業上,女性佔有半數;在負擔家務上,男性負擔一半。我相信,那樣的世界比較好。經濟理論和許多多元化的研究都告訴我們,如果我們可以善用所有的人力資源和人才,整體的生產力與表現將會改善。

 

傳奇的投資大師華倫‧巴菲特(Warren Buffett)曾大方地表示,他的績效之所以如此優異,一部分是因為他只需要和一半的人口競爭。與我同輩的這一代投資專家,大致上仍享有這樣的優勢。當更多人參與競爭時,就會創下更多紀錄,大家所創造出的成果,將超越個人成就,大家都受惠。

 

請上火箭

 

我在財政部工作的四年間,遠遠地目睹了第一波科技狂潮。它的影響明顯可見,吸引力遠超過可以穿牛仔褲上班而已。

 

科技改變了溝通方式,也改變了生活,不只是在美國和已開發國家而已,而是遍及世界各個角落。我的新夢想隨之浮現。

 

柯林頓總統卸任後,我的公職生涯也結束了。我決定搬到矽谷。現在回頭看,搬到矽谷是明智的選擇,但是在2001 年當時,那其實是充滿了問號的決定。當時,科技泡沫才剛破滅,科技業還在餘震中蹣跚前進、試圖站穩腳步,我給自己四個月的時間找工作,心裡希望不要花這麼長的時間,結果我花了將近一年,才找到新工作。

 

我在矽谷找工作的過程中,有興奮、也有挫敗。例如,我見到心儀的企業偶像——eBay 執行長梅格.惠特曼(Meg Whitman),但也遇到一位高階經理人在面試我時,劈頭就說她的公司永遠不會考慮雇用我這樣的人,因為公職經歷無法適應科技業。

 

如果我當場感謝她的坦白,調頭走出辦公室,應該很酷。但是,唉!我從來不是耍酷的人。我坐在那裡支支吾吾了半天,直到房間裡的最後一絲氧氣都被吸光了。的確就像她講的,她完全沒考慮要錄用我。

 

幸好,不是每個人的看法,都跟那位高階經理人一樣。我在財政部工作時,曾和艾瑞克.施密特(Eric Schmidt)見過幾次面。施密特到當時名氣還沒有那麼大的谷歌當執行長後,我就去拜訪他。我跟谷歌的創辦人面試幾輪後,他們給了我個工作機會。當時,我銀行帳戶存款正迅速減少,是該恢復工作、賺錢了,而且應該要快。

 

我依照典型MBA 習慣的做法,那是還滿惹人厭的做法,做了一張試算表,把我的工作機會依序排一直行,再把選擇標準橫列在上面,然後比較每份工作的角色、職責等。

 

雖然我心底想要加入谷歌,認同谷歌彙整全球資訊供大眾使用的使命,但用我排的那份試算表來看,谷歌的得分卻是最低的。

 

我又回去找施密特,跟他說明我的困擾。其他同時給我工作機會的公司,提供的是實實在在的工作,帶團隊、有明確的目標。但是在谷歌,我將是第一個「事業單位總經理」,聽起來是很棒,但擺在眼前的明確事實是,谷歌沒有劃分事業單位,所以實際上無事管理。當時谷歌提供給我的工作,不僅層級比其他選擇低,更重要的是,我完全不清楚那份工作到底要做什麼。

 

施密特的回應,或許是我這輩子聽過最棒的生涯建議。

 

他一手蓋住我的試算表,告訴我,別傻了(這句話是很棒的點醒),然後解釋,挑選工作唯一重要的選擇標準,就是「快速成長」。

 

公司快速成長時,要做的事情比做事的人還多;公司成長緩慢或不成長時,要做的事情就比較少。太多人沒事做,組織就變得官僚、停滯,人人得過且過。

 

施密特告訴我:「如果有人給妳一個火箭上的座位,別問位子在哪裡,上火箭就對了!」當下,我就決定加入谷歌。谷歌那時候還很小、運作有點混亂,但它就是一個火箭。更重要的是,我打從心底深信那個火箭的使命。

 

這些年來,我把施密特的建議告訴無數的人,鼓勵他們把生涯試算表縮減到只剩下一欄「成長潛力」。

 

當然,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在高科技產業工作,或是都渴望進入高科技產業,但是任何領域都有成長潛力比較高的工作。如果是在比較成熟的產業,還是可以在自己的公司裡,尋找高潛力的火箭——正在擴張的部門或團隊。

 

在教育或醫學行業,當然是要找對自己的技巧有高度需求的地方。例如,我弟弟是小兒神經外科,有些城市醫生太多,有些城市醫生不足,我弟弟總是挑選最需要他的專業的地方,就能發揮最大的影響力……

 

作者:雪柔‧桑德伯格(臉書營運長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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